走在儿童保护革命前沿的中国“赤脚社工”
走在儿童保护革命前沿的中国“赤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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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生在贵州省的儿童服毒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毫无疑问,全社会都有责任做出更多努力为数以千万计生活在农村的儿童提供保护和帮助,尤其是那些留守儿童。发生在这四名儿童身上的故事是悲剧性的,他们在缺乏父母照料的情况下艰难度日,并最终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儿童长期缺乏基本的家庭关爱和情感支持,也没能得到照料者所应提供的教导和保护。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和激烈的经济增长推动着中国走在全球经济的最前沿。
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有约2.79亿儿童从中受益。许多家庭脱贫后,儿童可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健康保证,以及新的学习和成长机会。中国已实现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与营养、儿童死亡率和教育相关的重要领域,且正实现其余目标。
但不能忘记的是,变化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几乎每四名儿童中就有一人会受人口流动影响,快速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影响仍然是最大的挑战。对许多家长而言,在城市找到工作代表有新机会改善经济前景,最终能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未来。
从长远来看,发展前景似乎很好。但对众多儿童来说,短期内留在农村由祖父母抚养实际上可能要艰难、复杂得多。跟随父母迁移到大城市的儿童也会感到疏远和陌生。失去传统社区的支持,加上入学和接受健康服务经常遭遇歧视和困难,这些都构成了新问题。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建立并维护了旨在惠及所有最贫困公民的安全网。安全网的覆盖并不一定能带来实效。挑战在于,如果不在安全网注册,或没有出生证明,或者甚至不清楚这些好处,就无法从中受益。
对于这样的问题,“赤脚社工”的儿童福利模式可以有所帮助。这一模式首次在2010年某项目中被尝试,以帮助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儿童。该项目最初具有试验性质,旨在选取居住在社区的人,对其进行社会福利技能培训。
当时,社会工作在中国还是个相对较新的行业;很显然,如果一味等待全面的专业方案出台,偏远山区的儿童(最需要社会工作的群体)可能永远都无法从中受益。
问题是,为何不找那些居住在社区的人?他们具备社会工作和儿童保护的基础知识,能把握该系统的方向。他们也能发现那些需要“赤脚社工”帮助的儿童,并向他们提供所需服务。这些“赤脚社工”也被称为儿童福利主任。
“赤脚社工”这一想法由民政部引进,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并建立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初级医疗改革成功的基础上。那时“赤脚医生”被派往全国各地给儿童接种疫苗,为大幅减少5岁以下儿童死于可预防疾病做出了贡献。
2010年,五个省区的120个村庄被选为试点,涵盖8万名儿童。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显然易见。注册和接受社会福利、救助和保护服务的儿童数量增加,更多儿童得以入学,其健康状况也更好,还有更多儿童得到了情感支持,每周会有一位朋友和导师探访,确保他们状况良好。
好消息是民政部相信该重要举措能帮助政府履行承诺,践行《儿童权利公约》帮助最贫困和脆弱的儿童。事实证明,“赤脚社工”是连接政府系统和需要帮助的人们的重要纽带。它也为儿童提供情感上的保护环境,能减缓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和状况常常强加于儿童的最坏影响。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推广这一有效模式,并确保我们尽可能多地拥有所需的“赤脚社工”,以在全国开展,并延伸到最偏远的角落。获取资金以推广以儿童为中心的举措通常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这些公共产品的利益比开辟一条新道路更难量化。但这些对社会福祉极其重要。
虽然艰难,但民政部也选取了一些目标城市进行第二次推广,省级政府也参与进来自行检验该模式。希望这些影响得以证实后,能有资源将其长期维持并推广到中国的每个角落。
该模式的能力证明,保障儿童权利不只需要拥有良好的政策,还需要人们与每个儿童(尤其是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儿童)建立联系。“赤脚社工”能够带给他们所需的服务,同时扮演着导师和辅导员的角色;不管情况多复杂或具有挑战性,都密切关注他们的问题和状况。
王振耀博士在民政部工作了20多年,曾担任过救灾司司长,负责监督汶川地震后的援助和重建项目。最后一次是出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之后加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