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挑战，鼓励男性参与

过去两年间，我一直在菲律宾工作，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保护紧急救灾项目非常了解，其中包括“儿童友好家园”。在紧急状态下，无论是武装冲突还是自然灾害，“儿童友好家园”都是最广泛被采用的一种儿童保护干预措施。家园通过开展一系列文化娱乐和学习活动，为儿童及时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支持。在紧急救灾阶段，“儿童友好家园”通常设在大型帐篷中，并作为与儿童服务相关的多部门协调中心以及承担为儿童提供转介服务的职能。

在外派到中国这段很短的时间内，我工作的一部分便是记录中国的“儿童友好家园”试点经验。“儿童友好家园”最初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下为救助受地震影响的儿童而设立的。灾后，家园逐渐转化为常态的社区儿童福利及保护中心。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儿童友好家园”试点经验极具独到之处。中国政府对这一模式给予了高度认可，并将其作为良好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时辅以国家政策的支持。

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儿童友好家园”进行实地访问，我有幸深入了解了非紧急状态下的家园模式。四月份，我们用了两天时间走访了柳州市所辖一处设在农村的“儿童友好家园”以及位于南宁市城区的一处“儿童友好家园”，以观察家园活动并探讨项目战略及面临的挑战。

这两处“儿童友好家园”都设在社区文化中心。儿童游戏室分为游戏区和阅读区，游戏区配有玩具，阅读区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书籍以及用于书写和绘画的桌椅。“儿童友好家园”内还配备了乐器。我很高兴地看到学龄前儿童在父母的陪伴下在游戏室一起玩耍。我也想知道年龄大一些的儿童都在哪里活动，尤其考虑到项目所覆盖的目标群体是18岁以下的儿童。两个家园都设有一间独立的会议室用于举办活动，例如社区宣传或能力建设等活动。两个房间都很干净，设施也明显是有工作人员精心管理维护的。

我们与两个家园的儿童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分别进行了座谈。儿童保护委员会是各个家园设立的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相关事务的协商合作机制。在与儿童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座谈后，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家园所面临的两大挑战：(i)年龄较大的儿童参与率低（因为“儿童友好家园”的开放时间与学校的上课时间重叠，而且缺少针对不同年龄群体开展的活动）以及(ii)儿童保护委员发挥的作用有限（因为通过多部门合作发现及处理儿童保护事件依然缺少明确的转介规定，加之服务提供者培训不足）。

虽然大龄儿童放学时间较晚对他们来园确实有影响，但学生代表也表示，假如“儿童友好家园”能开展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活动，他们也会在每周五下午或周末来参加的。因此，该问题似乎在更大程度上与家园活动设计有关。

委员会成员们表达的一个共同关注点是如何为流动儿童和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老师们也承认，这些儿童在学校的表现欠佳，往往更易辍学以及出现社会心理问题。在此方面，“儿童友好家园”对社区的价值就体现在可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为最弱势儿童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并培养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

在菲律宾，建立多部门儿童保护联动协作机制并非易事，但也不是毫无可能。我在广西遇到的各个儿童保护委员会成员也正在摸索学习中前进。而政府相关部门能意识到有关儿童保护的认识和能力尚且缺乏并渴望能获得学习机会，都预示着儿童保护委员会以及“儿童友好家园”模式将在中国拥有光明的前景。

在社区层面，来自公检法司、教育、卫生部门的工作者以及妇联工作人员、社工、青少年志愿者，都能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工作，并坐在一起认真讨论有关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已然是社区儿童福利保护工作的一个良好起点。

会后，我走出会议室时，看到一名年轻警察正抱起一个在家园玩耍的孩子，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恰好是儿童保护委员会里唯一一个参与讨论的男性。我告诉他，他以后会是一个好父亲。这再次提醒了我，在促进儿童福祉并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虐待和忽视的工作中，包括父亲在内的男性参与和支持与包括母亲在内的妇女所发挥的作用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