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福利时代已经到来”

2010年5月，中国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和新疆的120个村庄开展了为期六年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9月初，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项目主任高玉荣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许文青对四川省凉山州的项目县进行了项目督导，并分享了他们对于这一试点项目的看法。

问：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内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声音质疑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开展援助工作，开展这样的项目？

王振耀：中国社会发展反差很大，社会转型才刚刚开始，社会变革还远远落后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蒙古，甚至有些方面和泰国、越南还相差得很远。我在很多场合都说中国的福利时代已经到来了，首先必须解决一老一小的社会保障问题。这正是任务非常艰巨的时候。

这个项目首先是带有实验性的，它直接针对儿童，特别是脆弱儿童，能起到直接救助、全面提升和全国示范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在最贫困的地区把儿童工作做好，那么很快富裕地区就能跟上来，这是我多年推进民政工作的经验。

问：这个项目是怎样开展的呢？

许文青：首先是在村一级设立儿童福利主任和开展集体活动的“儿童之家”，项目专家对儿童福利主任进行培训，帮助他了解村里的孩子中哪些有特殊困难，需要帮助。在我们项目内容里，看孩子们的问题，包括有没有户口，是否得到了基本的卫生服务，适龄儿童是否上学了，如果孩子有没有家庭关怀，帮忙找抚养和代养家庭，辍学的孩子要找回来，学习上有问题怎么帮助，家庭贫困的帮忙申请低保或其他救助等等。

村里的孩子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儿童福利主任。儿童福利主任定期对这些脆弱儿童进行随访，根据具体情况，使用项目经费提供相应帮助。比如对于没有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大龄失学儿童，没有办法返回学校的，可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做好就业的准备。儿童福利主任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反映给民政局项目主任或上级民政部门，帮助他们获得基本的社会服务。这就形成了覆盖到基层社区的儿童福利服务网络。

问：这个项目目前开展了哪些工作？

高玉荣：我们的项目专家已经对所有项目点的儿童福利主任开展了培训。我们在项目点开展了入户调查，汇总了所有儿童的基本情况和脆弱情况，对每个孩子的情况建立档案，儿童福利主任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为有特殊困难的孩子提供帮助。在今年年内，我们还将制定出儿童福利主任的操作指南。

问：我们看到凉山的贫困面非常大。面对这么大的需求，项目的重点在哪里？

许文青：上次我和金阳县的黄县长在一起聊，我说，你从小就是彝族娃在村里长大的，一步一步到这个位置，你觉得对你改变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教育。我说我也有同感，我也是从一个特小的地方出来的，正是教育改变了整个一生。

我和他探讨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希望能够用发展项目的做法，开始进来的只是儿童的一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内容，慢慢把社区参与的方法带进来，和老百姓一起商量发展。这些地方的环境卫生很差，住院分娩率低，免疫接种率也很低，而这些是改变生存和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教育不仅是对孩子的教育，对社区的教育也很重要。要改变必须是整个社区的改变，包括生活方式，对外界的认识。

问：儿童福利主任如何用好给孩子的补贴？

许文青：我们要求儿童福利主任选出来之后，要成为村委会成员。村里哪些是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要交由村委会讨论，然后上报给县项目主任批准。我们在这三个项目县看到的情况是孩子的需求特别大，家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需要，而且需求也很不一样。对于各种各样的需求，儿童福利主任首先需要确定什么是与孩子发展有关的需求。比如只有50块钱，你是让孩子大吃大喝吃掉呢，还是让他能够去上学？

在昭觉县的村福利主任告诉我，村里有个孩子辍学了，因为他住在那个山头，看着似乎很近，但上下山要走两个小时，在这边上学根本来不了，在现有项目资金允许下，儿童福利主任会应尽量帮助解决孩子上学寄宿的问题。

问：我们投入的项目资金并不多，对于改善当地的贫困状况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许文青：村福利主任起到的是桥梁作用，需要和各个部门建立起关系，比如与妇联、教育、公安，卫生等部门联系，利用多方资源。这里的人们语言不通，不了解国家已有的一些社会服务，比如怎么用好农村的医保，当地人有了病也忍着不去看医生，怕花钱，看了医生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报销医疗费。此外，儿童福利主任还要争取一些潜在的援助，如妇联、共青团相关项目和民政部的医疗救助。

高玉荣：一个好的项目不是用钱堆起来的，否则就失去意义了，没有办法复制。我们的项目支持对大龄失学儿童技能培训，有的人从来就没来过县城的。经过职业技能培训后，会讲普通话了，也会洗脸刷牙了，在县城里找到工作每个月能挣500到800块，是原来她们家一年挣的钱，还有去广东那边打工的，挣得更多，这样一个孩子就能独立了。

问：六年以后，你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许文青：我从2001年开始做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区关怀项目。当时的许多孤儿都辍学了，我们让疾控中心、村干部和村医一起把孩子都找回来，给一些家庭生活补贴和孩子上学的补贴，把孩子送回学校。

过了大概三年，当地工作人员和我们说，当年找回来的几个孩子现在上护校了。再过两年，云南的说，当时已经在放牛重新找回来读书的孩子现在上高中了。再过两年，去年有几个人都上大学了，上职业技术学校了，当兵了。还有的从刚工作时挣500块钱，到赚1000多块钱。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你得到的信息，让你觉得特别有变化，有成就。

这十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每一个孩子变化，体制的变化，政策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以往的十年当中，我们统计每个项目点孩子的需求，每年通过夏令营的方式，让孩子们到北京与高层领导人对话，让中央的领导知道基层孩子的需求，什么样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项目开始两年后，民政部开始投入专项资金给社区作家庭关怀项目，用的完全是合作项目中找出来的模式，等过三四年的时候，国家又有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关怀的政策。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民政部还制定了孤儿养育标准，第一次把钱下发到社区，对社区散居无人照料儿童也要给补贴，而不仅仅给孤儿院的孩子。

这个新的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六年之内，可能你不会看到那么大的变化。在目前国家没有建立村级或乡级福利体系的时候，通过试点的方法，积累儿童福利主任的成功做法，将来帮助国家建立直接能深入基层社区的人事体系，我们希望能够先行一步，等“十三五规划”规划实施的时候，可以借鉴这个模式。

问：如何评估这个项目？

许文青：评估的标准是要看孩子对于基本服务的利用情况，如得到家庭照料的儿童比例、卫生、医疗保健服务的利用率，上学的孩子是不是增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在强调，项目最终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特别是那些最脆弱的儿童，都享受到儿童福利，实现儿童权利，包括生存、发展、参与和受保护的权利。

相关特稿故事–惠及每个孩子的福利